半个读书人

刘克祥、陈争平合著了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书中引用了陈争平的另一本著作——《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里的一些数据。在注释的时候，作者将该书的出版年份写成了1936年。详见《中国经济史简编》的第500页和501页。要知道，陈争平于1951年生于上海，怎么算也不对。呵呵。

一般來講，學術著作對人的吸引力要遠遠小于那些故事情節曲折離奇且引人入勝的小說，但是馮筱才的這本書卻著實讓我愛不釋手。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然而這個詞語的含義究竟是什么，大多數人仍然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最終導致在學術交流時，批評者和被批評者之間操著不同的學術語言爭執了許久，才發現原來各自筆下的資產階級有著很大的差異。美國衛斯理學院歷史學教授柯文(Paul A. Cohen)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出版后，國內外史學界對其倡導的“中國中心觀”展開了長期的爭論和探討。柯文不斷地提醒人們在研究中要摒棄一些先驗的假設，回到歷史的本身來考察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馮筱才的《在商言商》一書和柯文有著英雄所見略同之處。

馮筱才不斷地提醒人們，要摒棄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上層、中層、下層等等這些政治化的概念來討論以從事經濟活動為主業，并且恪守在商言商古訓的商人們。用資產階級這樣的政治標簽來研究近代以來的商人往往會在革命史觀的影像當中迷失方向。從晚清以至民國，中國向來缺乏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法律，缺乏對商人追求利益的肯定聲音。洋務運動以來，發展商業，振興工業都是在強國、商戰等旗幟下進行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明晰的產卻邊界遲遲沒有建立起來。不僅如此，在軍閥政治的大背景下，想要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秩序也是有困難的。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江浙地區的商人們組織了各種團體——主要是商會，當戰爭的威脅加大的時候，他們會組織商團來保護地方治安，以謀求建立一個良好的秩序。在波瀾壯闊的民族運動以及革命斗爭中，商人都比較低調，基本上都是沖突的調和者，而非革命的發起者。只有秩序穩定了，商業活動才有利可圖，所以商人的活動一切以利益為旨歸。以此來解釋商人（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革命中和革命黨人、學生們的分分合合，更加的貼近實際，也更符合常識。不僅是對商人，對所有的人都一樣，如果要他以犧牲自己的利益為代價來從事一項事業，即使是偉大的事業，并且在事后其損失的利益得不到補償的話，他就會失去參加此項運動的動力，最終和該運動分道揚鑣。馮筱才對1911-1927這一時段江浙地區商人行為的分析，正是基于上面的認識。

最后說一點題外話，28頁“翟同祖亦發現，一些家族甚至禁止其成員或者后代經商。”這里應該是瞿同祖。2008年10月3日，瞿同祖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老爺子不姓翟。69頁在論述清末江浙商人的“政治參與”時，馮筱才提到了當時的收回權利運動，但是在論述該運動的時候，馮只論述了收回路礦權運動。這兩個短語的含義應該是不能直接劃等號的。104頁，馮說：“江浙其他府縣級的新政府中，據已知的資料，商人擔任政府要職的好家也不多。”這里的“好家”應該是“好像”。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的时代特点。留日学生群体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

一般来讲，学术著作大多因严谨而略显沉闷，但是这本书却让我读起来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如作者所言，学界对留学生的研究大多注重留学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 甚至在某些研究者的笔下，留日学生几乎成了革命党的代名词。这另作者极为不满。作者有翔实的史料粗线条地勾勒出了晚清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革命史观所带来的习惯性偏见。

最近读了戚其章的《晚清史治要》，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功力相当深厚的著作。但是白璧微瑕，有一点小问题：

第86页：从1875年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迄于甲午战争，凡30年间，早期维新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1875到甲午战争，好像是20年吧？

下午没事儿，翻了一本书，郑剑顺的《晚清史研究》，刚开始看着觉得还挺严肃的，但是看着看着我忍不住乐起来了，笑得差点把书给扔了。郑先生虽然不是在国内学界的No.1，但是其研究问题认真踏实，还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后生们学习的。

郑先生提出：在历史研究中要重视“情”与“理”，只有入情入理，才能使人信服。这是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思想、行为得失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惟其如此，有关问题才能有恰当的解释。关于“情”和“理”，郑先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情”就是情势，客观的现实、客观的条件；“理”就是义理、正义、进步理想、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郑先生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分析了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比如说禁烟、康有为、谭嗣同、义和团、辛亥革命、宋教仁等等。郑先生的这些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家之言，是完全可以自圆其说的，而且郑先生分析起来头头是道，透过文字，你似乎能看到一个老者在讲台上在眉飞色舞地给你讲故事。

但是，好景不长，郑先生怒了——因为郭世佑的几篇商榷文章。和一位同学一样，我是比较讨厌商榷这个字的，因为它太虚伪。明明就是掐了别人的脖子，非得说是把手放到了人家的肩膀上。郭先生商榷了两篇，郑先生也回应了两篇，算是有来有往。郑先生的理论本身就是一家之言，郭先生在学界也颇有一些地位，所以找到郑文的一些毛病并不算太难。郑的回应也基本上围绕着郭的批评文章中的破绽展开，看着甚是精彩。

我又看了郑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现状——与郭世佑先生商榷》之后，就觉得双方的讨论就似乎从热烈转向激烈了。郑文的第一部分是从宏观上对郭文进行批判，然后在第二部分郑列举了郭文的十二个纰漏。郭对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框架”颇为不满，认为：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衬托出了学术界目前的革命史框架和近代史框架的片面性。在现存的近代史框架里，许多现存的近代史论著对当前以改革开放为前提的现代化建设亟需提供相应的历史借鉴和理论咨询似乎还无能为力。

郑先生对郭的这个判断给了一个毫不客气的评价：要是郭先生在前十五年做出以上责难，还有一定根据。可是，在改革开放十五年后的今天下以下断言，就有瞎说之嫌。据统计，自1979年至199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发表论文6000篇，是前三十年的十多倍。但就经济史而言，就发表了3000多篇论文。可见，并非如郭先生所说，中国近代史研究至今还在以革命史为框架，忽略了社会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的变革。他们的争论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鸡对鸭讲。郭先生批评的“革命史框架”是一种预设的史学研究的理论架构，而郑先生拿出来反驳的例子是经济史研究的兴盛，殊不知，如果研究者原意的话，“革命史框架”是可以应用到经济史的研究当中的。

郑、郭二人对彼此的指责大多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离矛盾双方在斗争中走向统一还很遥远。但是这并不妨碍郑对郭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郭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的估价和评论有诸多不妥和失误。郭先生自以为是，似乎众人皆醉，惟其独醒，似乎人民只有按照他的指导去做，中国近代史研究才能深入、才能发展。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彻底看不下去了。我对着书露出了坏坏的笑容。我小时候就一直想看看大人打架是怎么样的情况，可惜我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大人打架，连泼妇骂街我都没有见过。但今天看到学界的两位前辈在相互问难，我乐了。原来大人们也会向小孩儿一样对一件事儿怀恨在心很久，然后一定要找个机会报复一下啊？呵呵……

读书行路，是不少人理想的生活方式。丁文江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沿途的趣闻及感受。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字在君。出身士绅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901年赴日留学，1904年赴英留学，先入剑桥大学，后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以地质学和动物学双科毕业。《游记二种》分为两辑，一为《漫游散记》，言内地旅行，一为《苏俄旅行记》。

丁文江在云南旅行时，在一个小旅馆内看到一首诗：

万里作工还被虐，乡山回首欲归难。十人同路余三个，五日奔波始一餐。乞食几家饭韩信，干人有客愧袁安。寄言来往衣冠者，末路应怜范叔寒。丙午春偕同辈作工于滇省，不堪法人之虐待，相率辞归。既出省城，资斧断绝，同行者十人，惟存余三人而已。寒宵不寐，书此以自写苦况。津门穷客。

同样是羁旅天涯，丁先生是衣锦还乡，津门穷客则是苦撑寒宵，终夜难寐。相形之下，丁先生要好得多。这位津门穷客是从法国承修的滇越铁路工地上逃出来的。这条铁路有着“一条枕木一条命”的传说，所以这首诗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现在对现代化是相当地憧憬，殊不知，其实现代化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伴随着先进的科技文明而来的还有血腥的奴役，和赤裸裸的暴力。

民国时期，甚至是现在，贵州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丁先生在游记里记载了朋友讲的一个贵州人吃不起盐的故事：“有一家人家，父子三个人一桌吃饭。父亲把一块盐高高的挂在桌子当中。对他的两个儿子说道，‘你们觉得淡的多的时候，吃三口饭，看一看盐，就可以过瘾了，不必吃盐’。等了一会儿，他的儿子大叫道，‘父亲，弟弟吃一口，就看一看盐！’‘你听他去罢。他不懂得事，等他咸死！’”元稹曾有诗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何止是夫妻，贫贱父子同样是百事哀！而在云南拖布卡，由于该处产盐，但由于仅仅产盐而已，所以当地卖草鞋都是讲多少盐一双。

丁先生是中国的现代地质学之父，他在旅途中记载了许多有趣的地质现象。但是仍然有一处记载让人弄不明白。“在黔阳城西，氵无水的正源从西面来会。氵无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氵无水是清的，所以氵无水又叫清水江。两条水回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丁先生所谓的氵无水应该是潕溪，又名潕水、潕水河、潕阳河。他所谓言的交汇或许应该是潕水和沅水交汇。丁先生描绘的景象应该和古代记载的泾渭分明相类似。

丁先生在批评中国地理上对数字“八”的迷信时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无论那一县的县志，都有本县的“八景”，只要臭水沟上有几块木板，就叫它为“板桥秋月”；一所破庙，就成就了“古寺钟声”。无论如何，四个字一景，总要凑成刻板式的“八景”。这类似的话我最早在鲁迅先生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看到过，原以为是鲁迅先生的发明。现在看来似乎不确。鲁迅的文章写于1925年，丁先生这篇游记应该写于1913年左右。所以要么是丁先生最早提出了这个批评意见，要么是这个意见是已经被大家批评很久了，丁先生和鲁迅先生都在文中引用了。

民国时期的白话文和现在的语法小有不同，从丁先生的文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比如关于“成功”一词的使用：棉水到此变成功很窄的峡谷，河两边都是很陡的石壁……完全是石灰岩凝结成功的……被水冲开，往往成功陡壁……就把它变成功煤窑的窑了。这样的用法还有很多，探究这种词语的演化，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工作。哈哈……

丁先生在苏俄旅游时趣事不多，不过倒有一件值得记下来。丁先生在苏俄买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非货币的物品必须先由店员估价，然后发给买货人一种用金卢布买东西的票子。这种票子很像民国时的邮票——大小和数目也与邮票相仿。有这种票手的人可以随意在各现金交易店买东西。丁先生的感到新奇的事情在几十年后的中国发生了，他所谓的邮票其实就是我们曾经的油票、布票、粮票、肉票、自行车票等等。呵呵，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