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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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没事儿，翻了一本书，郑剑顺的《晚清史研究》，刚开始看着觉得还挺严肃的，但是看着看着我忍不住乐起来了，笑得差点把书给扔了。郑先生虽然不是在国内学界的No.1，但是其研究问题认真踏实，还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小字辈的后生们学习的。

郑先生提出：在历史研究中要重视“情”与“理”，只有入情入理，才能使人信服。这是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思想、行为得失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惟其如此，有关问题才能有恰当的解释。关于“情”和“理”，郑先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情”就是情势，客观的现实、客观的条件；“理”就是义理、正义、进步理想、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郑先生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分析了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比如说禁烟、康有为、谭嗣同、义和团、辛亥革命、宋教仁等等。郑先生的这些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家之言，是完全可以自圆其说的，而且郑先生分析起来头头是道，透过文字，你似乎能看到一个老者在讲台上在眉飞色舞地给你讲故事。

但是，好景不长，郑先生怒了——因为郭世佑的几篇商榷文章。和一位同学一样，我是比较讨厌商榷这个字的，因为它太虚伪。明明就是掐了别人的脖子，非得说是把手放到了人家的肩膀上。郭先生商榷了两篇，郑先生也回应了两篇，算是有来有往。郑先生的理论本身就是一家之言，郭先生在学界也颇有一些地位，所以找到郑文的一些毛病并不算太难。郑的回应也基本上围绕着郭的批评文章中的破绽展开，看着甚是精彩。

我又看了郑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现状——与郭世佑先生商榷》之后，就觉得双方的讨论就似乎从热烈转向激烈了。郑文的第一部分是从宏观上对郭文进行批判，然后在第二部分郑列举了郭文的十二个纰漏。郭对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框架”颇为不满，认为：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经衬托出了学术界目前的革命史框架和近代史框架的片面性。在现存的近代史框架里，许多现存的近代史论著对当前以改革开放为前提的现代化建设亟需提供相应的历史借鉴和理论咨询似乎还无能为力。

郑先生对郭的这个判断给了一个毫不客气的评价：要是郭先生在前十五年做出以上责难，还有一定根据。可是，在改革开放十五年后的今天下以下断言，就有瞎说之嫌。据统计，自1979年至199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发表论文6000篇，是前三十年的十多倍。但就经济史而言，就发表了3000多篇论文。可见，并非如郭先生所说，中国近代史研究至今还在以革命史为框架，忽略了社会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的变革。他们的争论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鸡对鸭讲。郭先生批评的“革命史框架”是一种预设的史学研究的理论架构，而郑先生拿出来反驳的例子是经济史研究的兴盛，殊不知，如果研究者原意的话，“革命史框架”是可以应用到经济史的研究当中的。

郑、郭二人对彼此的指责大多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离矛盾双方在斗争中走向统一还很遥远。但是这并不妨碍郑对郭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郭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的估价和评论有诸多不妥和失误。郭先生自以为是，似乎众人皆醉，惟其独醒，似乎人民只有按照他的指导去做，中国近代史研究才能深入、才能发展。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彻底看不下去了。我对着书露出了坏坏的笑容。我小时候就一直想看看大人打架是怎么样的情况，可惜我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大人打架，连泼妇骂街我都没有见过。但今天看到学界的两位前辈在相互问难，我乐了。原来大人们也会向小孩儿一样对一件事儿怀恨在心很久，然后一定要找个机会报复一下啊？呵呵……